常弘正在为“葡萄”上霜。
本报记者 陈雪柠
一颗颗紫色的“葡萄”晶莹剔透、凝霜带露，仿佛刚从葡萄架上采摘下来。然而，这新鲜诱人的“玫瑰香”并非真葡萄，而是以传统手工艺制作而成的玻璃葡萄，背后的“果农”是国家级非遗葡萄常料器代表性传承人常弘。
葡萄常技艺传承百年，至常弘已是第五代。“我不拒绝创新，但手艺不能变味儿，要原原本本地传承下来。”她说。
葡萄架下赏“葡萄”
在花市附近，有一处特别的社区博物馆。这里集中展示了不少非遗项目，葡萄常料器就是其中之一。“我是四合院长大的，小时候一到夏天，我们就坐在葡萄架下玩儿。”常弘带着记者走进展厅，精心布设的葡萄架和桌案，还原了胡同里的市井生活。
常弘生于1962年，葡萄常的由来，还要往前再数60余年。相传清光绪二十年，慈禧在颐和园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，正准备听戏时，突然发现了一架葡萄，娇翠欲滴，当即传旨采摘食用。听闻是玻璃葡萄后，慈禧连连称奇，随即召见工匠韩其哈日布，并赐匾“天义常”。韩其哈日布于是改名为常在，从此京城的花市有了常氏玻璃葡萄的买卖，葡萄常的称号也就此传开。
展开剩余65%1915年，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，常在之子伊罕布的作品获奖，精美的手工技艺惊艳世界。“一代代传下来，后来到了我姑奶奶常玉龄手里。她事事都亲自动手，还将家传的绝活儿毫无保留地公开传授。”
葡萄常的技艺没有断
常弘原有稳定的工作，真正让她重拾家族技艺的契机，缘于2003年底她偶然间读到的一篇题为《“葡萄常”难寻 绒鸟不再》的报道。报道中说，随着常玉龄的离世，葡萄常陷入后继无人的境遇。“我们得告诉大家，常家人还在，葡萄常的技艺没有断绝。”常弘暗下决心。
葡萄常料器由玻璃制成，要经过吹珠、灌珠、上色、上霜等多道工序。“我跟妹妹也是靠着一点点地回忆来琢磨、实验。”常弘举例，就拿调色、上色来说，因为时代发展，同样名称的颜料，实际颜色与当年已大不相同，只能重新调色。“葡萄常最出名的是紫葡萄，我们就从紫色开始。”常弘介绍，不同颜料的配比只要差一点儿，呈现出的颜色就有很大不同，于是她俩买了一大堆小盆、小碗，摆了一桌，家里就跟开染坊似的。经过反复测试，她们终于调配出深浅不一、恰如其分的紫色，接着就是绿色等其他颜色。
常弘至今还记得，当时制作出第一批6串葡萄时激动的心情。“我母亲请来了姑奶奶的大徒弟，她一看到，眼睛就湿润了，说‘真好，没想到几十年后又见到葡萄常了’。”
如今，二十多年过去，姐妹俩一心一意研究老手艺，作品接连获得第三届工美杯金奖等多个奖项。她们还带着这一串串玻璃葡萄参加了不少文化交流和外事活动，让中外嘉宾惊叹于“人工巧胜自然”的技艺。
原汁原味传手艺
葡萄常的传承难在哪儿？在常弘看来，一是技艺本身复杂繁琐，二是市场需求不大。
“大的工序有十几道，实际上手，细节还有很多。”常弘举例，葡萄珠要反复放在滚烫的蜡汁里沾蜡上色，有时上两三层，多的上四五层，让玻璃珠呈现出果实的质感。“你要问具体沾几秒钟、上几层颜色，这个没有统一标准，看个人的手艺，也看审美。”
葡萄常还有一道绝活儿，就是上霜，这也是其以假乱真的关键一步。所谓的“霜”，是以毛笔蘸取香灰后细细扑上，薄薄一层，均匀细密。在常弘看来，像与不像之间，就是对手艺的钻研和追求。
葡萄珠不易做，葡萄的梗子、须子也是实打实的手工活儿。“我们都是用棉线和铁丝去捻，一点儿胶都不用。所以每集中做完一次，两只手都肿了。年轻人没几个愿意受这苦。”常弘感慨，纯手工制品，制作耗时耗力，很难变成大规模生产的日常消费品。这几年，也有企业想与她合作生产，但设计方案大多是“借题发挥”，反而让手艺变了味，常弘便一一谢绝。
“沉住气、静下心，先把手艺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。”常弘笑着说，孙女常开心打小跟在她们身边，耳濡目染，如今刚上初中，已能熟练地为葡萄上霜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“怎么在传统中创新？这个问题也许要交给年轻人回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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